投稿須知
    1. 論文題目:
    論文題目和各級標題一般不超過20個字,避免使用非公知、公用的縮略詞、代號等。
    2. 作者簡介:
    作者姓名,出生年份、性別、籍貫、學位、職稱和主要研究方向。
    3. 基金項目:
  & ...
重要新聞 首頁 >重要新聞 >

山東自然辯證法研究會舉行“乾嘉考據學與科學的關系”研討活動

發布時間:2019-05-09 17:07:00
    2019年4月15日下午,由山東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和山東大學儒家文明協同創新中心共同舉辦了“乾嘉考據學與科學的關系”研討會。出席本次研討會的專家學者有:山東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理事長、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馬來平,美國圣塔克魯茲加州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胡明輝,山東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山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馬佰蓮,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副教授李暢然,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的沈順福教授、江曦副教授、王小婷副教授、常春蘭副教授,以及山東農業大學張慶偉副教授,山東財經大學的王靜講師;同時參會的還有20余位碩博研究生。本次研討會由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黨委書記李平生教授主持。

在研討會上,馬來平教授首先進行了“儒學與科學關系視域下的乾嘉考據學研究設想”的發言。他指出,對乾嘉考據學的研究是研究儒學與科學關系的突破口,通過這一研究可以顛覆人們心中固有的儒學與科學互斥的觀念。同時,這一研究不僅推動乾嘉考據學研究的縱深發展,更是構建具有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三大”體系的基礎工程。該項研究將側重于十八世紀乾嘉考據學與包含中國傳統科學和傳教士傳入的西方科學在內的自然科學之間的關系。在二者的相互關系中,重點是科學對乾嘉考據學的形成、方法和義理學等側面的影響,以及乾嘉考據學對中國傳統科學復興的影響。隨后各位專家的討論聚焦于三個問題:

1.儒學與科學關系的問題。

胡明輝副教授認為,中國傳統科學在近代被西方所超越,正是在對這一事實的反思中,“儒學與科學相斥”這一觀點產生了。沈順福教授指出,這項研究的關鍵就是找到乾嘉考據學受到科學影響的直接證據。因為戴震的訓詁學來自于二程,而其與科學的關系還需要有力的證據來支持。首先有必要抓住一兩個人物,對他們的思想進行深刻剖析,找到其思想與科學的內在聯系。張慶偉副教授指出,1902年鄧實提出假說“明清儒學與耶穌會士的科學之間的關系有跡可循”,但至今還沒找到充分的證據,原因在于當時西學中源說流行,儒士們諱談西學,使儒學與科學的關系無跡可尋。江曦副教授提出,乾嘉考據學家運用的考據方法與孔穎達等人有何不同,是否可以找到受西方科學影響的證據?王小婷副教授認為,戴震之后中國的經學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那就是開始用一些西方科學的方法來研究經學,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是證明“我”最能代表先圣、先者,我還用了西方的東西證明我代表先者,我才是孔子的后人。

2.“科學”概念的界定問題。

胡明輝副教授指出,二十世紀以前歐洲知識主要是通過傳教士傳入中國的,他們帶進來的知識是多樣化的,如何從西學的范圍內界定我們今天所謂的“科學”的知識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馬佰蓮教授指出,近代科學革命以后,宗教本身向近代科學妥協,用新的科學知識武裝它們,作為它們的武器。中世紀神學最早受柏拉圖的影響,后來長期受亞里士多德自然哲學的影響,科學與宗教并不必然沖突,它們之間有沖突,有相互促進,也有并行。沈順福教授認為,科學的根本在于科學精神,可以從漢學與樸學之間的差異來尋找樸學背后的科學精神。漢學是為天人之學來服務的,漢代學者普遍都有一種占驗情懷,比如漢代鄭玄后期的研究,完全就是為“以天占人”服務的,失去了求真的科學精神。但樸學背后很可能是有科學精神來支持的。李暢然副教授說,從哥白尼的體系來看托勒密體系,托勒密體系可能是不科學的;但如果從理論形態上講,托勒密體系也是屬于科學形態的,只不過它的科學模型和實際的有差距而已。所以,在進行“乾嘉考據學與科學關系”的研究時,對“科學”作一個有彈性的界定,理論敘述得展開會相對好一些。常春蘭副教授認為,西學東漸中的儒學與科學關系是一種歷史關系,而非靜態的本質關系,因此在進行該項研究時,應該采用反本質主義的進路,先不去過多地界定“科學”的概念,而是進行開放式的探討,把中國古代科學,古希臘科學、近代科學都包括在內。

3.乾嘉考據學與宋明理學的關系問題。

胡明輝副教授指出,乾嘉學派激烈地反對宋學,那他們還是儒家嗎?在戴震看來宋學完全偏離了儒家經典,而他是要恢復黃金時代的原貌,追求儒家經典的原意,這個其實是儒家的基本信仰。余英時先生提出的“尊德性”和“道問學”其實是一個當代新儒家的分析架構。這種以當代新儒家的角度來測量乾嘉時期的學術和學者,是有問題的。他主張應該超越這種簡單的歷史范疇——“尊德性”和“道問學”,以一個新的不同的角度來看乾嘉時期的這批學者。張慶偉副教授認為,戴震并不是全盤反對宋學,只是反對宋學的“理”。李暢然副教授說,科學雖然以非實用為特征,但純粹非實用的學說是不存在的。近代科學早期,科學家的動機是認識上帝創造的奧秘,雖然最終的結果是目的不再必要。宋明理學的宇宙論、本體論廣義上也屬于科學的某一種特定學說,也常有現實的考量。程子說氣是無限的,理可以無限生成,應該有應對佛學精神不滅論的考量,因為假若靈魂不滅,就會涉及守恒問題。宋明理學與戴震等人的理論資源是一樣的,從《中庸》“極高明而道中庸”的原則出發,宋明理學本身應該也不排斥科學的發展。特別是占主流的程朱理學,于理事關系借鑒了佛學的“理事無礙”,程頤《易傳》的名言也是“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但是為什么明清以后儒學的發展跟宋明的典型形態會有很大的不同,實際上還是跟實用的道德訴求會有一些關系。所以,我想提這樣一個問題,在宋人就講體用一源的情況下,戴震的方法論新在什么地方?

 

作為此次研討活動的第二個階段,當天晚上,胡明輝副教授又接著進行了“戴震那個時代的科學與經學”主題講座。

在講座中,胡副教授認為清代政權中有兩大體系:“Cosmopolitan Monarchy和“Confucian Bureaucracy。 “Cosmopolitan Monarchy”是指清代政權的支配結構是一個由滿漢蒙宗室貴族互相聯姻結盟組成的一個統治群體。“Confucian Bureaucracy”指的是以儒家經典為統治合法性的主要依據,并以此合法性來運作的官僚體系。總得來說,清代政權體系的內部結構就是一個多元的統治集團架構在一個嚴格的儒家官僚體系之上。而所有戴震時代的中西斗爭(比如中法與西法的斗爭等)都是偽裝,實質上是統治集團與官僚體系的協調與斗爭。

為了說明這種觀點,他首先對戴震時期的經典研究與政權的關系做出了解釋。他認為,對于戴震和程瑤田這類學者而言,“說經”或“解經”的意義,就是把經典原文當做一種媒介。透過這種媒介,用各種經典的外部知識(天文歷算、六書九數、歷史地理等),重構古代黃金世界的原貌。而對于阮元這類重要的政治人物而言,“說經”除了與戴震、程瑤田對話論學外,更有一層政策討論的意義。經典知識在清朝是制定政策的合法根基之一。隨后,胡副教授就一些具體問題,與現場師生又進行了深入地討論。

此次研討活動于當天晚上21:00圓滿結束,與會師生收獲頗豐!



上一篇:中美環境哲學學術研討會綜述
下一篇:湖南省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第九次會員代表大會暨“新科技革命與科技強國建設” 學術年會成功舉辦

地址:北京西城區三里河路54號四層 郵編:100045 
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 主辦 中國科協信息中心
黑龙江时时几分开奖号码